廉德瑰:日本“政官关系”异变的后果

华夏能源网

2018-07-07

    针对此事,之前有行业人士对此分析说,中企在海外十分容易成为当地政府内斗的牺牲品,之前在斯里兰卡就因为政府更迭,项目受影响,造成了很大损失。  马来当局欲赴华重谈  在马来方面作出叫停决定的前一天,其财政部长林冠英曾公开表示,“唯有中国交建对该项目大幅降价,东海岸铁路才将具有财务和经济上的可行性。”  据美媒报道,林冠英还表示,他将很快访华,就项目协议进行重新谈判,“该项目的缔约方和所有相关各方将就其造价问题一起进行讨论。”  此外,马媒星洲网5日也报道称,承接项目的承包商将联合马来财政部、交通部及精英顾问团等,在本月底前往中国,与中国交建公司重新谈判。 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,马来上一任政府对该项目的预估造价为550亿林吉特(约894亿元人民币)。

    通知明确,这次大督查重点督查六个方面内容。一是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主要包括落实重大风险防范化解、精准脱贫、污染防治举措任务,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情况。二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,主要包括推动新旧动能转换,清理废止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、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,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,各地推进双创的经验做法和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探索等情况。

    一切为了人民、为了一切人民、为了人民一切有机统一。坚持人民立场,必须始终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需要明确服务精神、服务对象、服务内容,做到一切为了人民、为了一切人民和为了人民一切有机统一。一是一切为了人民。

 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思敏表示,我国此前公布的首批176个准备开发利用的无居民岛屿中,只有分属广东、广西和海南的77个岛屿属于热带,在气候条件上与马尔代夫有一定的相似之处,但彼此之间相距遥远,聚合效应不明显,几乎无法形成像马尔代夫那样的群岛效应。  不过,张金山却认为,早年海岛旅游开发,基础配套建设落地较难,但随着相关技术问题得到解决、游客对海洋旅游的市场需求加大,我国无居民岛的旅游经济价值已经愈发凸显出来。

    虽然左翼思潮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混为一谈,但英国工党中确实有许多左翼人士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,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支持者,即便他们此前从没想过工党会与社会主义产生交集。

    另外,不同时代的旗袍从外形到长度也都有所不同。

  日本的官僚,就是国家公务员,给人的印象一向是独立、清正、专业和高效,但在近段时期安倍内阁不断爆出丑闻的背景下,他们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,日本的政官关系已出现扭转,官僚由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器演变成了与腐败政客同流合污的官吏,其演变过程值得深思。

  首先,从政官分离到官僚主导。 日本历史上在大化改新之后全面引入隋唐政制,逐渐形成贵族制。 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派岩仓使团到欧美考察,借鉴俾斯麦的做法,重视对军队和产业的控制,强化了官僚队伍,建立了近代行政机关。

二战以后,日本实行政务和事务相分离的原则,政党政治家由选举产生,是政治的实际主导者,他们可以担任大臣和行政政务官,对决策的成败负有政治责任。

而官僚则由考试选拔,是政策形成与执行的主体,他们晋升的最高职位是事务次官,是政务官的助手,对于决策的成败通常仅负法律和业绩上的责任。

  更主要的是,官僚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,不依附于任何政党和政治势力,这是事务官与政务官的本质区别。 大臣伴随选举的结果和政局的变化经常变动,但官僚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,所谓铁打的官僚,流水的大臣。

其结果是议员大臣表面上领导官僚,实际上沦为官僚的傀儡,形成日本特有的官僚主导现象,民选议员被架空,大臣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官僚拟好的文件上签字。

  其次,从官僚主导到政官合一。 本来政官分离是一种议员大臣与职业官僚之间互相制约的机制,但在日本由于议员们专注于选举,疏于理政,官僚成了行政事务的主导,议员对官僚产生了依赖,官僚对议员进行政治利用,两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执政党必然与官僚发生融合。   这一点,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身上有明显反映,自民党长年与官僚合作,两者之间政策与人事的沟通与流动频繁,不仅自民党的政策意图通过官僚执行,官僚的政策意向也通过自民党执政得以实现,尤其是自民党的议员中有很多是官僚出身(官僚辞职后可以参加选举而转身成为议员)。

吉田茂、岸信介、佐藤荣作、福田赳夫、大平正芳等都曾是官僚,据统计自民党议员里有大约一半是官僚出身,所以自民党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个官僚的党。 加上财界的渗入,日本实际上形成了政官财铁三角,互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,选民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。

  第三,从政官合一到政高官低。 政官合一是政官财铁三角的一部分,官僚的主导难免产生官僚主义和政客的领导无能,所以,反官僚的舆论和势力不断涌现。 民主党执政期间曾推行去官僚化,实行内阁主导,然而,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和3·11大地震发生时,官僚消极怠工,面对复杂的外交和天灾,政官之间缺乏沟通合作,民主党内阁手足无措,官僚想看民主党的笑话,置国家和国民利益于不顾,最后导致民主党下台。   安倍上台后在内阁府设立内阁人事局,规定各部门关键职位的任命都要由首相直接掌管,600多名厅局长考虑到自己的升迁,谁都不敢违背安倍的旨意,甚至出现忖度现象。

日本文部科学省前事务次官前川喜平针对加计学园丑闻的发言,非常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,他说:首相不方便自己说出来的事,我们就来替他办。 忖度受到国民的批评,也反映了官僚受制于安倍内阁,政官关系发生了反转,安倍利用官僚的支持解禁了集体自卫权,通过了安保法,还试图修改宪法。   总体来讲,日本的官僚队伍汇集了各类精英人才,他们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,无论政局怎样变化,官僚阶层都保持稳定,是社会的稳定器。 官僚主导固然有其弊端,但政高官低也会导致官僚的不作为,丧失独立性,使偏激的政客一意孤行,失去制衡作用。

如何回归正常状态,使政官各司其职,互相制约,而不是互相勾结,更不是互相拆台,这是日本官僚制未来继续演变中面临的问题。

(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