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(中):我为何喜欢研究“边缘”历史

华夏能源网

2018-08-11

  近年来,我国饼干行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,到2020年零售总额有望接近900亿元。在以嘉士利为代表的不断针对年轻人推出新品,加速同业并购步伐的同时,以卡夫、亿滋为首的国际品牌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千禧一代。可以说,相对于外资品牌精准超脱的花样玩法,本土品牌除了在保证质量和口感以外,更要学会“脑洞大开”。  >>本土品牌  同业并购步伐加速度缺少亮点近日,嘉士利集团与几家本土企业洽谈合作,公司有望在2020年通过兼并合作实现10亿规模,整个集团实现30亿规模。2018—2020年是嘉士利在香港主板上市以来第二个3年规划期。

  上半年,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规模都在10万亿上下。扶贫攻坚、生态治理等主要改革任务,背后都有赖于财政政策的鼎力支持。为了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,财政政策在“减负”上面下足了功夫。标志性的政策调整包括,2018年5月1日,国家实施增值税新政,降低增值税税率,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;2018年7月16日,政府又将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至100万元。

    一位航空公司管理层人士就表示,庞大的粉丝群体,是民航出行的常客,尤其一个航班上几十名粉丝时,没有哪家航空公司有勇气一下拒绝这么多人,通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对他们相对宽容。  民航“黑名单”难产  不仅是对追星粉丝宽容,长期以来,国内民航对“霸道”旅客的宽容,也成为“机闹”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。

    另一方面则是非食品价格的居高不下。7月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%,同比上涨%,均为2月以来最高水平。非食品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,如暑期旅游旺季推动飞机票、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环比上涨%、%和%,合计影响CPI上涨约个百分点,成为CPI上涨的主要原因。此外,能源价格上涨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  由于前期国际原油价格飙升,发改委在7月份相应上调了国内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,尽管下旬又进行了下调,但下调幅度小于上调幅度,7月汽油和柴油价格均环比上涨%,合计影响CPI上涨约个百分点。

  8月9日傍晚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在河堤上看到,原本的沙石堆放场成了一个“停车场”,30余辆小车停放在这里。

  她表示,将认真吸收各位专家的建议以充实和完善项目的研究内容及框架,从而推动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并力争高水平、高质量地完成预期研究目标。社科处处长刘焕明教授总结讲话表示,扶贫问题是国家重点关注问题,政策导向与评估是本课题的实践应用重点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人文社科研究中层次最高、资助力度最大、权威性最强的科研项目,社科处将尽最大力量支持课题研究工作,保障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顺利产出,保证课题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科研意志,体现新时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。(江南大学社科处)坚持问题导向,推动学术创新,回应学界期待,确保研究成果及时发布,是期刊提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。

【导言为何研究《逸周书》罗斌:喜欢边缘性历史这个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,我比较喜欢研究边缘性的东西。 比如,很多人研究《周易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我觉得这些不需要我去做,我更喜欢看别人不太研究的资料。 当时,我定了论文题目,就是古书中得民、得人的得,哲学上普遍将得民理解为得民心。 但我从社会学、历史学的角度看,得民心可以是一个历史题目。 当时周边的小国去争地是为了得到人,一旦有了人就可以参军、耕田,增强国家实力。

因此,得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之前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。 涉及到政策方面的资料,我当然会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和法家等文献,在查询过程中发现《逸周书》中有些资料也值得参考,但基本上没人用这本书。 罗泰(LotharvonFalkenhausen)曾说过这样一个观点,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存在的某个问题,为了做一个题目可能要引用《礼记》,你现在可能花半辈子在向人证明《礼记》是可靠的引用材料。 也就是说,为了说明我能够引用《逸周书》,还得考证《逸周书》的时代背景,因为它比较复杂:早有西周的资料,晚有战国甚至秦汉早期的文献,对它的时代背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,也很少有人去考察《逸周书》的时代背景。

我觉得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,值得研究,于是选了与《逸周书》有关的题目,题目中包含很多兵书内容的资料,我就以这些资料为引子,做整个《逸周书》的源流考。 对,《逸周书》存在大结构和小细节的问题,它小到几个字都非常关键,你甚至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考察、弄清楚这几个字的含义;大到它的整个结构。 为何会产生这个结构?这些都是需要考证的。

《逸周书》中的70篇类似于《尚书》,它是否存在单独的版本?它包括礼书、兵书等资料,还有类似《尚书》中的对话,讲的内容为何如此复杂?这是因为它既有小细节的问题,也有大结构的问题。 大数据分析古文献可以做也应该做我读书时,就不存在比较的可能,因为这些古文献还没有数字化,但现在可以利用数字人文来处理文献。

举个例子,《吕氏春秋》可以采用数字人文来处理和分析,为什么呢?因为《吕氏春秋》是当时一批人搜集的资料,存在时间早晚的区别,但它的资料基本上是同时代,经过整理,它的基本语法和用词都是一致的,若你用大数据的方式了解《吕氏春秋》,是极有可能做到的。

但《逸周书》不同,它其中的文字本不多,也不好利用大数据处理文本,一方面是因为你搜索的词、句在整本书中可能就出现过一次,这种数字并不具代表性;另一方面因为《逸周书》每一篇可能成书于不同时代、有不同作者,大数据没法搜索出其中的词或句。 我之前尝试过用大数据分析《逸周书》的文本,但我发现存在的问题是:关键性的东西可能就出现一次或者两三次,没法确定它是否具有意义或者只是偶然。 我们做春秋战国这段历史,会产生较多细节方面的年代问题,当然也有大方面的年代问题,如《左传》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就不一样,更有利于我们区分它的成书时间和历史背景,但这种例子不会很多。

总体来讲,用大数据分析中国古代文献是非常有前景的,比如,考古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,把一系列的陶片和器形作系统分析,你肯定能够分析出一些新的东西,但是用大数据分析文献,会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。 :现在数字文献有很多人都在做,这是非常有用的,但如何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就做古文献而言,30年前采用传统方法和现在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处理文献,其实差别不大,不像其他的领域,从大数据分析,得出的结果与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差距很大。

我不否认数字人文,这个可以做也应该做。 但就我目前所了解,很多学者也想解决这个问题,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。

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统计虚词,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不是虚词。

西方有位叫蒲立本()的历史学家,后来成为语言学家,他分析古汉语,如商代、西周甲骨文的语法和春秋战国时期、秦汉时期的语法,通过虚词的小细节能够从语言学上显示出差别,但很多人不认可他研究的这种差别,大家用大数据去查普遍不会发现这些差别。

避免过度解读不能因犯错而放弃研究凤凰网国学:它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上,是王的名字,我们只能猜测它可能与后面西周差不多,一直到唐宋以后,应该说是一直在变化。

我认为《逸周书》开始成为边缘性的文献基本是在宋代,在宋代之前,《逸周书》不是边缘的东西,很多学者都会看,都会引用。

到宋代以后,看的人就慢慢少了,主要可能是因为《逸周书》中的文武概念。 从战国中晚期一直到唐朝,文武概念就相当于阴阳或很多其他词,完全是一体的概念。

宋代以后,一般知识分子都想把文武概念分开,不愿将这两词放在一起,它可能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因素造成的。 因此,宋代以后,很多学者看《逸周书》,会经常批评它,认为圣人不会触碰武这一方面,文王、武王也不会讨论武力,就将《逸周书》归结为伪书。 但实际上,这不但不会损坏文王、武王的圣王形象,反而证明了二王的睿智,准确地理解文武二者的关系,这是一个变化。

凤凰网国学:一直都是这样的,若是一个统一的大国,国家统治在文武策略方面就会存在不一样的看法。 我们对西周有一个固定的印象:西周似乎是天下和平、国泰民安的状态。

但事实上,周王一直在扩张,在边缘地带与敌人周旋。 到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家、各贵族也在扩张、较量,这种状态下,就需要理论指导。

在早期武力扩张过后,战争双方可能各自回归自己的领地,并无任何意义。

当然,在更早期的扩张中,可能存在宗教的意义,即胜利方会用敌人祭拜祖先,或者向祖先汇报战争胜利的成果。 在春秋战国时期,胜利方占领对方的领土后,必须要利用这块领土。 因此,他们非常强调文武的理论。 当他们去攻打敌方国家时,并非攻打老百姓,破坏百姓的房屋,而是要擒拿军队将领,安抚百姓,进而征收百姓赋税、服兵役等,这样的征服策略才是成功的。 如果纯粹是讲孔、孟、荀,他们所讲的得民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,是哲学上的问题,但我认为孔、孟、荀所讲的是后来产生的,国家扩张或战争初期所面对的首先是政治问题,而非哲学问题。 凤凰网国学:我听说过蓝悟非,商周时期不容易研究,从商代的考古资料,可以看出商和周存在较大的区别,商代在安阳时期,它用暴力的方式对待老百姓,它的权力是建立在掌握百姓生杀大权的基础上。 周代在统治方式上是否存在转变?有学者坚持周代在统治上更加趋向文治,当然持这种理论的人多少带些情感,他可能希望如此。

事实上,从周代的材料看,这个转变是值得所有研究古代史包括希腊、罗马、埃及的学者注意的,社会发展趋向由武转文的发展倾向,而不光是依靠武力的方式。 古书中有句很著名的话:君子以德,凤凰网国学:对,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,存在这个问题并不证明当时没有出现转变,我们要避免出现过度解读的错误,但是也不能因为有人犯错而放弃研究,这个度比较难把握。 未完待续【相关阅读】。